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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乡邦 传文脉 修志治史导先路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学研究员林英仪先生,三十多年来关注潮州各种宣传文化活动、投身地方史志修编工作。整理编印明清潮州府及各属县旧志、补编重印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及《潮州志补编》等重要任务,他都不遗余力参与其中。因此,他也得到饶公的赏识和指导,与饶公联络紧密、交往颇深。林英仪先生说,在与饶公的交谈中,饶公的话题总离不开爱乡邦、睦亲朋、传文脉,饶公是一位表表高标的导师,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
  “人家小孩蹦蹦跳跳的时候,我坐得住。”
  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是1986年汕头大学、韩山师专和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韩愈研讨会上,当时我作为韩师办公室主任参与联络接待工作。但真正与饶先生联系是1991年以后跟随陈伟南先生参与为了潮州筹建饶宗颐学术馆的一些事务,我开始与饶先生通电话。此后我就一直充当韩师和潮州市志办与饶先生之间的“联络员”。
  渐渐地,与饶先生熟悉了。有一次,我私底下对他说:“饶教授,世上本没有天才,但您真的是天才。”他笑着回答我:“我却没有童年,人家小孩蹦蹦跳跳的时候,我坐得住。”饶先生指的是他年少时能静下心来读书,不但在天啸楼的“书巢”里饱读家藏的万卷书,他还意犹未尽,自己续写了封神榜的故事。
  饶先生少年时期便饱读诗书典籍,从一些逸闻中可以得到印证。市志办老同志蔡启明,儿时是城南小学的学生。他告诉我,他的老师介绍过,通常教学生古文,都先要求背诵然后再释义,但饶宗颐总能超过老师的讲解。老师便问饶宗颐,为何你的释义比老师还详尽?饶宗颐说,自己是在家看书弄明白的。这位老师对后来的城南学生说,饶宗颐的知识是前世所学的。
  我听说饶先生曾在韩山师范学校执教,便到档案室查阅教职工名册,但未能查到饶先生的芳名,而查到他父亲饶锷先生的执教记录。1993年11月,潮州饶学馆奠基,饶先生前来参加活动。随后我陪同他去博物馆参观,借机向他询问此事。他说,“我父亲在韩师教过书?我倒还不知道。我确在韩师教过,但我是代课老师,所以教职工名册没有记录。”原来,当时韩师的制度非常严格,教师请假,要找人代课,必须申报校方同意,代课者的酬金由教师自行支付。饶先生还告诉我,他为詹安泰先生代教高中师范二、三年级国文课,不少学生比他年长,但他讲起课来游刃有余。
  “抢救整理潮州旧志书,传给子孙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事。”
  多年来与饶先生接触,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他指导我们的史志整理编修工作。这要从1997年说起,当时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饶先生在大会上作《记康熙林杭学修之〈潮州府志〉》的专题发言,并希望有人能对该书标点编印出版。
  两年后,在韩山师院召开的第三届潮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先生再次提到此事。其时林杭学《潮州府志》复印稿已送到潮州饶学馆,曾楚楠先生便着手对该书进行标点。不过,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曾楚楠先生觉得虽然事可为,但十分费时费力,便到市志办与黄继澍等一班人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件事。
  经讨论研究,我们决定先对原稿进行整理,把模糊、残缺的地方修复、补充,然后通过电脑扫描缩印出版。我打电话给饶先生,禀告我们商议的办法是否可行。饶先生表示,这项工作确有难度,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得到饶先生的肯定,我们增强信心,加紧整理,半年后终于完成了这部《潮州府志》的重刊。整个过程,我与饶先生通了6次电话,每一次他都很高兴,而且总是向我们道谢。
  有了第一本旧志的整理编印经验,我们进而整理重印《海阳县志》《饶平县志》《永乐大典》等旧志。2003年7月3日,借饶先生到潮州参加归湖选堂创价小学落成剪彩活动的机会,我们特地到他下榻的宾馆,向他汇报有关情况。饶先生听后非常高兴,对我们说:“抢救整理潮州旧志书,传给子孙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事,比赚大钱还有意义。”
  得到饶先生的鼓励,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整理潮州府及各属县旧志。清代年间潮州府先后四次修志,我们陆续整理重印了其中三个版本,唯独雍正年间潮州知府胡恂编修的版本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发现雍正《广东通志》记载,当时11个州府修志,潮州府进度最快,被省志吸收的内容过半。我们决定从省志中摘录回来,书名为《雍正广东通志潮事录》。这个做法也得到饶先生的肯定。
  “我代表潮州先贤,委托和感谢你,把这些志稿带回潮州。”
  在整理编印潮州古志书的过程中,我们想到,饶先生如此细心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他自己总纂的民国《潮州志》,由于历史变革等原因,却未能完帙出版,这让我们感到过意不去。所以,我们奔走于潮汕三市的档案馆,搜集了大量饶先生当年未及带走的志稿、修志有关文件资料及图片,决定补编重印民国《潮州志》。
  2004年7月31日,我们把所有搜集到的资料打包,带到香港给饶先生过目,并向他汇报我们的编印计划,约定8月3日去他家里详谈。当他见到那些资料的时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频频起身跟我们握手道谢,并签署《重印潮州志委托书》。本来我们觉得不能叨扰饶先生太长时间,但当天下午在他家里足足谈了两个多钟头。
  2005年,《潮州志》重印出版,但饶先生当年带去香港的部分志稿,却已经不见踪影,成为饶先生心中一件憾事。直到2009年1月11日晚,我陪韩师庄东红副院长在香港骏景轩拜会饶教授和陈伟南先生贺新年。饶先生一见到我,便兴奋地拉住我说:“英仪兄,天顶有星呀,当年的那些志稿找到了!”然后对将陪坐他旁边的一位驻港干部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要跟英仪一起坐,我们要聊聊。”席后,在旁边长椅上,他拆开部分志稿,跟我说明当年志稿怎么编,指点怎样整理。
  然后,饶先生把志稿交给我,郑重地对我说:“我代表潮州先贤,委托和感谢你,把这些志稿带回潮州。”听到这样的重托,我感到责任重大,把志稿装在行李袋里,一整晚都睡不着觉,带回来的志稿,由潮州海外联谊会《潮州志补编》整理小组编印发行。
  不过,虽然饶先生是誉满寰宇、学艺双馨的大师,但多年来与他接触,我始终觉得很轻松。他对乡晚后学悉心指导、言谈谦细,丝毫没有半分大师的架子。对我们来说,他更是一位可亲敬的长辈。
 

                   口述:林英仪  记者 江马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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